9月18日上午，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邀请，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先生，以“思想与制度：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与不变（1850-1949）”为题， 在清史所发表精彩演讲。演讲内容是他和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先生正在主编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的一部分。本次演讲为“数字人文＆清史研究”系列之一， 由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袁为鹏，我校经济学院王珏、公管学院赵益民，历史学院夏明方、朱浒、赵秀荣、曹雯、胡恒、林展等多位老师和学生参加。
马德斌老师首先讨论了中国近代经济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利用Maddison、Perkins、他和合作者等人构建的人均GDP和实际工资数据，他对大分流前后中国和西欧、 中国和日本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在1850年之后的确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也即所谓的“不变”。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内部区域的、 产业的变化也难以被忽视——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上海的发展。因此马老师认为，如果在总量（比如人均GDP）层面难以看清故事的全貌， 那么多进行一些分区域或者分行业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之后，马老师的讲座谈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他认为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间可能还存在第三条道路， 即用一种更为动态的观念去重构中西方之间的接触、渗透和互动（feedback）。想要了解中国在近代以来发生多次转折的一个前提在于理解中国精英阶层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受杨念群老师《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的启发，他发现“器物-制度-文化变迁说”三环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地域群体，以及这些群体所信奉的不同的儒家理念。
最后与器物-制度-文化说相类似，马老师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为界，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分为了三个阶段，并介绍了海关和通商口岸对于中国近代经济， 特别是“第三阶段”的重要作用，前者成为了中国政府发行公债的信用来源，后者则通过对近代工商业企业（特别是银行）财产和人身安全提供庇护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演讲结束后，马德斌老师对杨念群老师、夏明方老师、万明老师以及朱浒老师等的点评分别进行了回应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供稿人：曹喜顺、王庆, 摄影：王庆
马德斌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曾任2012-2015年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秘书长和理事，是亚洲经济史年会的创办人之一， 主要研究中国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和国际生活水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