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8日上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康文林教授（Cameron Campbell）以《清代官员的家庭背景、科场表现与仕途之关系—基于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为题， 在清史研究所进行了精彩报告。本次讲座为“数字人文＆清史研究”系列之一，由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主持，胡祥雨老师担任翻译，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田方萌、福建师范大学江晓成， 本所华林甫、阚红柳、刘贤、林展等老师以及所内外学生约三十余人参加。
此次演讲利用了《缙绅录》数据库及其他相关数据所初步得出的一些分析结果。举人、进士的家庭背景数据来自江南、河南、山西等地的举人同年齿录及1856年、1880年的进士同年齿录。 通过同年齿录与《缙绅录》数据的匹配，康文林教授发现：从出身来看，旗人、进士、举人等在官员中分布一直很稳定，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也是如此；京师官员中， 旗人出身的比例较高；高级官员中，旗人和进士出身的比例高；地方官员中，举人及捐纳出身的比例最多。从为官时段来看，举人一般在参加考试30年后才有可能被任命为官员， 这可能与他们继续考取进士有很大关系，而进士则一般是在中进士的25年后进入仕途；未中进士的举人一般在中举的15年后进入仕途，年龄大多为35岁之后等等。
康文林教授分析了乡试名次、官阶、仕途长短因素与家庭背景之间的相关性，初步指出中举与家庭背景没有相关性，但举人进入仕途与父亲官位有较强相关性； 进士成绩与家庭背景有很强相关性，进士进入仕途与家庭背景则没有强关联性等等。
本研究为李中清-康文林教授所在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该团队利用缙绅录、同年齿录、进士题名录、乡试题名录、乡试同年录、硃卷等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分析，来考察科举制度是否严格遵循 “唯才是举”，家庭背景在科举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康文林教授提到，他希望将来可以找到更多数据库，更多案例对科举的开放性问题进行检验，并做一些区域的比较研究。
演讲过程中及结束后，在座师生与康文林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康教授对提出的各项问题予以了详细回应，现场气氛活跃，讲座圆满结束。（杜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