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5日上午，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雪光教授，以《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中国官僚制度演变的一个线索》为题，在清史研究所发表了精彩演讲。 本次演讲为“数字人文＆清史研究”系列之一，由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修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四伍、本校商学院葛建华、历史学院华林甫、刘文鹏、刘贤、高波、林展等老师以及所内外学生约五十余人参加。
周雪光教授的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与中国社会变迁。近年来，他以田野研究为基础，从组织学角度认识、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研究成果发表在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一书，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均产生广泛影响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官僚制度的历史渊源和政府人事制度的量化分析。
周雪光教授的演讲是在其先前在《社会》所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展开，与历史学界同仁进行的对话。周雪光教授回顾了他进行这项研究的缘起，通过在乡镇进行的长达十年的跟踪考察， 了解到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环境和官员工作中面临的任务压力、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为其思考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周雪光教授发现， 历史的角度能够帮助解读这类现象的来龙去脉，从纵向上提供了制度延续与演变的线索。他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当下的国家治理，同时也从中国的现状来反思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从历史视角出发，对解读当代国家治理和中国官僚体制具有启发意义，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内在过程和制度逻辑。
周雪光教授从历史维度回顾了“官吏分途”的历史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特征。官与吏从录用到流动有着严格区分，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胥吏有着“位极贱而权甚重”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胥吏实际执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胥吏群体在官僚体制中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对于胥吏的管理、奖惩、激励等更无明确规范，许多人甚至没有固定俸禄。 与官僚体制不断精细化、正式化趋势不同，胥吏制度始终游离在官僚体制的边缘。但为什么产生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且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官吏分途与帝国逻辑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其进一步探究的起点。
周雪光教授转向分析当代中国官僚体制的层级分流，讨论这一模式与历史上官吏分途制度的异同之处。他通过十年跟踪观察一个乡镇政府为例，发现官员的流动情况也存在类似历史时期官吏分途现象， 只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镇主要领导类似于历史上不断流动中的“官”，而当地一般工作人员则类似于历史上“吏”的角色。此外，在更大范围内观察官员流动情况，也会发现类似的模式。 周雪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收集了某省地级市及部分区县在1990-2008年间市、县、镇三级政府主要部门主要负责人流动状况的相关资料，研究发现：第一，跨行政区域的官员流动率极低；第二， 官员的空间流动主要为行政区域边界所制约；第三，官员的空间流动通常发生在该行政区域中官僚体制内居最高位置的部门，并且隶属强势“条”上的部门。此外，特定的政策使得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在空间流动上尤为获益。 当代官僚体制的层级分流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历史上官吏分途的延续，在正式制度上不再存在官吏分途的制度性隔离，这种层级分流模式具有以下的特点：地缘基础的凸显、层级间的逐层分流、 政府各机构内部的办事人员更多地显示出“胥吏”阶层的特点。但是，与“官吏分途”的二分法相比，今天的“层级分流”模式有了重要的变异，特别是呈现了官吏相对谱系的特点。
周雪光教授以“帝国逻辑”作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解释这一制度安排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周雪光教授提出了中华帝国治理中的三对关系：委托—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和转化。 官吏分流是帝国官僚体制应对因规模之累引起的委托—代理困难的制度安排，帝国治理中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官吏关系制度安排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是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 体现出一统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治理的灵活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地方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在不断调整中保持暂时的平衡,这一调整的重要机制是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和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调节， 在“以名代实”和“以实正名”之间转化。
演讲过程中及结束后，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师生积极参与了诸多跨学科问题的讨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专题讨论时间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演讲取得圆满成功。
